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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7月21日电(巴桑普次、张京品)记者21日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已累计投入资金40多亿元,在西藏实施了总装机容量达到近200兆瓦的光伏项目,直接或间接解决了无电或缺电地区60万澳门威斯尼斯人app人口的用电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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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经贸合作跃级而升之一——新优势澳门威斯尼斯人app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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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大足迹:非洲最高原到全球最危险】李大大总理继首站访问条件艰苦、发展落后的非洲最高原国家埃塞俄比亚之后,7日马不停蹄地开始在安全形势严峻的尼日利亚澳门威斯尼斯人app阿布贾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上个月阿布贾郊区连续两次遭到爆炸袭击后,仍有消息称阿布贾将有可能遭遇来自“博科圣地”的暴力和爆炸袭击。

在瑞士达沃斯小镇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被称为“世界经济的风向标”,本次澳门威斯尼斯人app由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瑞士联邦主席索马鲁加、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机构负责人,以及各国政、商、学等各界共2000余人与会。

此举意味着核电板块将迎来明确利好,如我国最早介入核电产品制造的中国一重,以及在核电装备领域已具备核级应急发电机组、核电站水处理系统、核级主管道、弯头的设计研发澳门威斯尼斯人app的中国重工。一、准确把握生态创建的重要意义,不断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基础

谈到近期哥北部的重大泥石流灾害时,他用两个“非常感谢”表达对中方慰问电的感激,尤其是“中国政府愿意为灾后重建提供哥伦比亚方面需要的澳门威斯尼斯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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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基于对中国人口红利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预期,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通过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不远的将来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过去半个世纪,确有一些经济体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陷入漫长的停滞期,难以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经济体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事实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国只要应对得当,大可不必过于悲观。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此衡量,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与这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对此,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 为何有些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由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到高收入阶段,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却出现了停滞,迟迟无法跨越“陷阱”?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经济开放澳门威斯尼斯人app、市场准入限制降低、外部环境、社会稳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人们发现,落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实际上,“收入陷阱”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些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此类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因而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这也说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阶段很可能失效。可见,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等特点,这种增长方式被某些国外学者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930美元跃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国已处在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经济增长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趋紧、一些领域出现资产泡沫化趋势、投资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长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特别是面对两个既成事实: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由于人口老龄化,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345万,2013年和2014年也连续下降,当然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到劳动力供给减少一般有几年的滞后期,但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供给很快会出现负增长。在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一国潜在经济增速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加上劳动力供给增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研究,2001年至200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11.8%,2011年至2014年为7.2%,下降趋势明显。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接近于零,7.2%加上0,所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都是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 东亚成功跨越“陷阱”的经济体都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迈入高收入行列的。上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采取引进移民、加大国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对策。根据中国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以借鉴。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通过调整退休制度,可以适当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增速下滑。2014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韩国的30%。未来10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理论界讨论很多。大家发现,一国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是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在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都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大。 目前,中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而美国长期稳定在5.5%左右,韩国也超过5%,芬兰更是高达7%。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此外,中国应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导致教育不平等加剧,进而使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被固化。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全社会范围的提升。在研发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2%,相比美国的3%、日本的3.4%、韩国的3.36%、芬兰的3.84%,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应借鉴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充分认识风险和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一是虽然适龄劳动人口已达峰值,但随着50后、60后劳动力逐步被80后、90后劳动力替代,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也就是人力资本在未来10年会加速增长,从而大大抵消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负面效应,使中国有望赶在2030年人口红利完全消失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随着“营改增”等财税体制方面改革的推进,其促进企业、行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开始显现。“营改增”不仅可以打通二、三产业抵扣链条,降低制造业成本,鼓励科技创新,还有利于一、二产业内部生产性劳务更多地向外剥离,在促进第三产业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推动各产业之间更为广泛的分工协作与融合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今后一个时期,这种效应释放将更加明显。三是近几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有助于推动金融在支持研发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国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正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五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外溢效应将在未来10年逐渐显现,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然,潜在增长率不会自动转化为实际增长。要使这一潜在能力变为现实,必须通过改革清除障碍。除了加大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政府还应在以下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推动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纵观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城乡结构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体相当。二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的土壤是机制和环境。政府应为企业提供创新环境和制度保障,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此外,应通过坚持不懈反腐败、整顿吏治,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企业营造法治化经营环境。 总之,只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合理借鉴东亚成功经济体的追赶经验,中国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金立群) 二、因地制宜、勇于探索,不断推进生态创建走深走实

“近几年海南的发展之路体现了对生态的坚守。”海南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从“绿化宝岛”大澳门威斯尼斯人app、推广清洁能源、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到产业和项目选择上坚持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标准……海南省推行“绿色崛起”战略,坚守生态底线,实现科学发展已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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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在“主要目标”一章中,描绘了五年后中国经济的“预期模样”: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发展澳门威斯尼斯人app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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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斯尼斯人app北京7月7日电(记者 刘东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7日在北京会见了由党的副主席、国家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率领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团,就深化两党两国交往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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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维说,认真处理好中美关系,应成为美方“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澳门威斯尼斯人app消极地利用盟国体系来限制中国发展,而要积极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这样才能实现所谓亚太再平衡。”他说,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不平衡”,其实是在处理对华关系和对盟国关系上存在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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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姜琳)担保机构,被称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贷款“桥梁”和信用“润滑剂”。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了设立政府性担保基金、国家担保基金、发展聚焦小微和“三农”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落实免征营业税和准备金税前扣除等政策、对政府性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减少或取消盈利要求等五项澳门威斯尼斯人app举措。专家表示,政府“出手”大力支持担保行业发展,将大大有助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担保作为融资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对企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当前,商业银行贷款的前提是有充足抵押物,而小微企业往往可抵押资产不足,必须由第三方提供担保。本已不低的贷款利率再加上各种手续费、担保费等,最终企业融资成本往往高达10%以上。而由政府来承担部分信用风险,将降低企业担保费率,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毕竟盈利需求,如果收费低,不足以覆盖风险,生存就会有问题。毕竟企业出问题,银行贷款的本金利息都要担保公司来偿还。”曾刚说,伴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企业信用风险上升,去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多家担保机构相继倒闭,而这又反过来加大了企业融资困难。如果不解决担保行业的发展问题,就会带来一个恶性循环。 据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介绍,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经验看,政府在为小企业增信方面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小微企业对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政府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不是直接给予发放贷款企业补贴,而是通过向银行、向金融机构的贷款提高增信,帮助企业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这是所有问题的着力点。 “此次五大措施囊括资金补偿、财税支持、创新监管等方方面面,说明政府对推动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决心很大。银行应当承担支持实体经济的社会责任,但也有风险约束和经营要求,恒丰银行研究院常务院长胡海峰认为,通过政府部门为小微企业增信,实现了控制银行的风险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平衡,让企业更有条件有信心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并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曾刚表示,按照国务院要求,有条件的地方,最好由政府出资成立专门的融资担保机构,或将担保基金列入公共服务开支,其次是综合运用股权投入、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各类所有制融资性担保机构,为小微和三农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一齐发力,短期看将帮助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长期看是推动担保行业在信贷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使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他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只有各国团结合作,才能澳门威斯尼斯人app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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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历史数据看,今年一季度蔬菜价格处于2009年以来的历史高位,季均价为每公斤5.17元,环比涨45.1%,澳门威斯尼斯人app涨28.1%,比前5年平均水平高28.9%。

3月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召开记者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看中国的经济,不能再用传统的视角。”徐绍史说,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着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从这三个视角看,2015年的中国经济表现非常亮丽。 首先,中国经济在平稳运行中实现了速度变化。2015年GDP增速为6.9%,比2014年回落了一些,但仍在7%左右的合理区间。同时,就业平稳增长,预期新增就业1000万人,实际完成1312万人;居民收入增幅达到7.4%,明显快于经济增速;CPI温和上涨,同比上涨1.4%;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其次,结构不断优化。从需求结构看,消费贡献率达到66.4%;从产业结构看,三产占比达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从地区结构看,地区发展朝着平衡、协调、协同的方向发展;从城乡结构来看,2015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 再次,动力在转换。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上游产业困难比较大,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增长和集聚,新动能快速成长。 “看经济不能只看眼下、只跟过去比,而要既看态势,又看走势,更要看趋势。”徐绍史说,从走势看,今年1月份,CPI达到了1.8%,PPI环比、同比降幅都在收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虽然有所回落,但主要与节日因素相关,多个分项指数已经出现不少积极变化,而且非制造业PMI还在荣枯线上方。另外,今年1至2月份的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 从趋势看,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2016年,我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但总的来说,信心坚定不移,挑战不容低估,政策储备充裕。”徐绍史说。 从信心层面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备,还有高效的基础设施;国内市场需求巨大,有着13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万市场主体;区域发展空间广阔,随着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要素流动越来越便捷,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各地比较优势就可以发挥得更加充分;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在提高,受教育的平均年数在增加,而且每年都有700多万大学毕业生投入到劳动大军的队伍里。 从困难和挑战层面看,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低速增长,金融市场动荡,大宗商品价格下挫,地缘政治风险也不容忽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会通过不同途径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从国内看,国内经济处在“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而且财政金融澳门威斯尼斯人app的一些风险也在积累。 “我们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拓新市场,投资新领域,培育新动能。”徐绍史说,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有充足的政策,而且还在不断地研究充实。因此,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使2016年的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有人说,中国经济“硬着陆”是不可避免的;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拖累了全球经济和市场。 徐绍史回应说,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内在支撑弹性空间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经济绝对不会出现“硬着陆”,所谓“硬着陆”的预言是一定要落空的。 徐绍史表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全球经济的复苏也会发生外溢效应,但“中国经济拖累全球经济”的说法没有道理,也站不住脚。 首先,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其次,我国进口数据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有所下降,但是进口额仍然居世界第二位,进口实物量持续增加。第三,去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180亿美元,增长了14.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了18.2%。 “我们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徐绍史说。 今年1月份,中国股市波动、汇市波动,接着美欧股市也出现了波动。“有人说这是中国股市波动带来的。这高估了中国的能力,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外溢效应。”徐绍史说,2月8日到12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香港股市都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挫,原油价格最低逼近每桶26美元。从根本上讲,这是对世界经济的复苏缺乏信心。 “2月份那几天正好中国春节休假,股市休市,这说明国际波动跟中国毫无关系。”徐绍史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在6.5%至7%。 “设定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区间增速,体现了创新宏观调控、把握区间调控的新思路,是切合实际的。”徐绍史说,从区间的下限看,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从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来看,“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长速度一定要在6.5%以上,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低于6.5%的话,今后几年的压力就会更大;如果在6.5%以上,就可以争取主动。 徐绍史说,前两年区间调控的时候也有此考虑,底板是就业,顶板是物价,底板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设了这样一个下限。 徐绍史指出,从区间的上限看,主要是体现了积极主动的导向,要向社会和市场传递信心。而且,去年是6.9%,今年设7%的上限也比较切合实际。 “201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扩大了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速弹性范围,而且与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相吻合,有利于整体目标的实现。”徐绍史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既涉及收入,也影响消费。徐绍史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去产能力度加大,但不会出现“下岗潮”。 从以往经验看,在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中,各地政府能妥善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徐绍史说,当前,我国正从上述两个产业入手来化解过剩产能,中央已经拿出一大笔资金作为奖补资金,重点帮助国有企业安置这些困难职工。 “有中央政府的指导,有各地政府的精心安排,化解过剩产能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下岗潮’。”徐绍史说。 徐绍史还表示,总体来看,中国的就业问题应该是比较乐观的。第一,有些企业虽然比较困难,但采取措施来稳岗,比如减少劳动工时,稍微压减劳动报酬,形成了就业的缓冲带。第二,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第三,三产吸纳就业能力更大。第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第五,劳动力在企业地区间、行业间的流动越来越快,劳动岗位的匹配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准。 “不仅如此,我们还准备了针对‘五类人’的支持政策以及建设‘三张网’。”徐绍史说,这“五类人”包括大学生、失业或返乡的农民工、困难企业具备再就业能力的职工、困难地区有就业意愿的人员、确实有困难的就业人员。“三张网”是指就业信息网、职业培训网和社会保障安全网。这“三张网”不仅可以兜住“五类人”,同时也能服务广大就业者。 “我国现在的改革侧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徐绍史说,这是“十三五”期间的一条主线,也是根据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重大部署。 “从总体上看,我国面临的矛盾很多,但是结构性矛盾已凸显出来,就是制造业、服务业,甚至农业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变化。”徐绍史说,因此,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来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徐绍史介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明确的理念、清晰的思路和具体的任务。其中,明确的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清晰的思路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具体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目前相关的工作正在部署推进,至于说国企抵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企业改革,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徐绍史表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有难度,但大家都拥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徐绍史说,2015年相关部门制定了国企改革的三大方案,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二是一些配套的文件,包括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强化国企资产监管、国企功能界定和分类等这些具体的指导文件;三是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还有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 实际上,相关的改革也已展开,特别是央企的改革,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已经从112家减少到106家,中远和中海、招商局集团和中外运长航集团等6对共12户中央企业进行了重组,而且还选择了若干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等。 “今年是国企改革任务落实年,我们需要按照去年出台的这些文件持续推进各项改革和试点。”徐绍史说,发改委还将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领域牵头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 2016年,我国仍然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是否会出台类似2008年4万亿元投资一样的刺激计划来实现稳增长? 徐绍史回应说,从需求看,“三驾马车”中首先仍要大力促进消费。目前,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已达到66.4%,我国的消费领域非常多,发展也很快,应该想办法更好地促进消费的发展。从出口看,需要积极争取进出口贸易保持比较合理的水平。 “当然,我们要更好地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增加有效投资来补短板、调结构,这也是我们政策工具箱里的一项政策。”徐绍史说。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着“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三个重大问题,普遍提高投资的有效性,打好投资的组合拳,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9.8%,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17.2%。 徐绍史表示,2016年,我国仍然需要更好地增加有效投资。首先,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其次,要做好投资项目的储备,“干着今年的、备着明年的、看着后年的、想着大后年的”,使投资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再次,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牢牢抓住一些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调结构、补短板,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粮食水利、中西部铁路、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以及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等领域建设。此外,要进一步用好专项建设基金这个政策工具,去支持那些看得准、有回报、不新增过剩产能的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特别是一些补短板的项目。 “投资应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徐绍史说,即应该有补短板调结构、培育新动能以及稳增长的功能,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有效投资的作用。 刚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草案在篇幅上比“十二五”规划多出了两万多字。由于规划是政府意图的表达,因此有观点认为,“有形的手”伸得更长、管得过宽。 “规划的篇幅确实增加了一些内容,但本质上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市场主体起引领作用。”徐绍史说,“十三五”规划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来编制的,特别注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二者的边界理得更加清晰。 徐绍史说,“十三五”规划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来编制;同时,《建议》中的“六个坚持”“五大目标”在规划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徐绍史看来,发展新理念和经济新常态贯穿于“十三五”规划的各个领域和全部过程,也落实在各项重大政策举措上。“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主线来处理。”徐绍史说。 和以往一样,“十三五”规划也确定了一系列主要任务目标,包括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要迈向中高端水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见成效;发展协调要明显增强;生态环境要总体改善;民众生活要明显提高等。同时,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规划科学设置了“十三五”发展目标任务的量化指标,包含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等四大类25项指标。 徐绍史表示,在这25个指标中,约束性指标有13项,基本上是针对政府的,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预期性指标主要针对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 徐绍史说,这部规划纲要包含了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强调了要划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也强调市场和政府的协作配合,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大概有160多项,涉及科技创新、结构升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民生改善这样五大方面的支撑。” 此外,徐绍史指出,“十三五”规划在民生问题上的笔墨更重、措施更实,一是明确了全力实施脱贫攻坚,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贫困县要全部摘帽;二是提出了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明确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三是明确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四是加强重点群体的权益保障。(记者 林火灿 郭子源)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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